能源局：上半年光伏发电并网容量同比增一倍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就是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它们虽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但那里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项制度，所以，它们的法治是高度独立、高度自治的。

本文正是通过对中国具体历史的回顾和梳理，尝试寻找出国防战略方针的变迁同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之间存在着的关联，并试图理解这种关联背后的逻辑。在一个地方分权国家中，如果被敌军如此分割并且丢失了首都，也就很容易分裂了。

这样的例子就曾经出现于抗战时期的长沙会战当中，国民党名将薛岳引以自豪的天炉战法就是被日军的机动性优势击破。放在全国战局的角度而言，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是夺取全局胜利的必需条件。因而，新中国初期所确立的财政制度，国家财政除了负责组织财政收入和分配财政支出以外，还要负责基本建设、更新改造等全部社会投资的全过程，所有投资项目必须遵守财政规章制度，资金来源主要依靠直接、间接的财政拨款，投资过程中的所有资金运用必须置于国家财政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而中央财政又掌握着绝大多数资金运用的领导和监督，地方仅有很小的自主权。[29]譬如，林彪就曾经在东北否定毛泽东关于在大城市决战、化四平为马德里的指示，而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甚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请主席清醒考虑之。[32]参见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钮先钟译，军事科学院1980年版，第18-21页。

因此，对于地方经济建设的主观能动性，就不是一味的鼓励，而是必须从国防战略的全局考虑，有选择的进行建设。[58]尤其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后，更是进入到一个所谓的蜜月期。另一方面，当事人主张受到精神损害的，司法实践同样视之为不利后果的表现形式之一，尤其是在财产损失难以被量化或者损失数额过小的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即成为主张遭受歧视的原告据以维护其平等权利和人格尊严的重要依凭。

由于歧视导致的是不同群体间的差异化处境，因而不利后果必然是在相对意义上而言的。易言之，告示旨在提醒一切有可能进入酒店花园的个人，没有包含明确针对中国公民的内容。[12]在杨世建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拒绝35周岁以上公民公务员报名考试案中，杨世建认为人事部以年龄为由剥夺其担任国家公务员职位报名资格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平等权。因为该案被诉行为是铜山县人事局根据省市政府加强和改进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进行的机构改革，是在改革中解决人员分流问题而实施的竞聘上岗行为，是铜山县人事局根据上级政策规定而实施的行为。

[21]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1992－1999年合订本)》(民事卷?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1页。[40]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208号民事判决书。

法院在予以尊重的同时亦试图框定合意之下区别对待所能达至的边界。法院不仅自我设置了颇多的审查禁区，而且在诸如因果关系等要素的审查方面提出了较高的通过标准，显示出法院在介入社会生活，尤其是民事活动时的谨慎和自律。这其中《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监狱法》、《传染病防治法》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侧重于保障女性、残疾人、刑满释放人员、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以及未成年人等平等权易损人群。其次，劳动就业中用人单位以各种表面正当的理由解除与处于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职工以及乙肝、艾滋病等传染病病原携带者的劳动合同。

但在以合意阻却行为违法性的同时，法院另从社会效果的角度对争讼行为做出考察。一方面，八二宪法虽然实现了文本上对平等的回归，但平等观念的重构需要思想的碰撞和时间的沉淀。一方面，因为区别对待而使当事人财产权益蒙受损失的，法院得予以认可，例如农村外嫁女因为村规民约被剥夺征地补偿款分配权利。《继承法》、《婚姻法》和《义务教育法》等则将保护对象与规制领域交错起来，强调特定领域中特定对象享有平等权利。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徐行终字第18号行政判决书。法院回避审查拒录行为的理由乃是该案被诉行为涉及行政政策问题，不便于法院处理。

（一）对干涉行政事务的谦抑 出于对自身弱势地位的认识和对行政机关依职权处理行政事务的尊重，法院在处理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反歧视诉讼时，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26]《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9期。

即使进入到实质性的司法审查阶段，法院适用于此类案件的审查标准亦极为宽松。审判实践中，通过嵌入对区别对待行为社会效果的评价，法院得以灵活掌握合意边界，同时把现行法律明文作出的禁止性规定设定合意所能形塑区别对待行为不可逾越之底线。虽然在米龙案中法院并未否定基于合意而实施的区别对待行为，但其判词显然也包含了另外一种可能，即当区别对待导致的差异化程度超过社会容忍限度之时，法院必将予以干涉。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转而探究行为人在做出区别对待行为当时的主观心态，亦即推断行为人的决策是否受到禁用归类事由的驱使，存在歧视的主观故意。1.通过去掉同类项查明是否存在因果联系 去掉同类项是对因果关系的逆向探求。[28]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呼法民一初字第202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06)江民初字第3491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7)渝一中法民终字第1083号民事判决书、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渝一中法民再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书。在梁某某诉怀化市鹤城区教育局教育行政处理纠纷案中，法院实际上把对考生的身高、学历、健康状况等限制处理为真实职业资格：教育行政部门设定的招聘条件对一般公众而言实质上就是一种限制，但这种限制并不等同于歧视，而是根据招考目的和特点而特别设定的。

同样地，在沈如龙与广东绿由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41]中，针对沈如龙有关绿由公司人为设置‘粤语能力是该岗位的任职要求之一，并且以上诉人‘广州方言沟通不通畅为理由，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已经构成了就业歧视的主张，法院在判决中强调：法律并不禁止用人单位根据自身经营的特点，对某些特定岗位设置相应的用工条件。这一相对不公平的程度并未达到社会不能容忍和违反公众普遍公认的行为准则。

在杨冬梅与祁东县人民政府其他行政行为纠纷案[32]中，法院即以被上诉人[祁东县人民政府，笔者注]作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权敦促所属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招聘教师的业务素质及学历、年龄作出具体要求，且上述要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一条规定的立法精神为由，认定祁东县政府对不具有全日制学历文凭且年龄超龄的参考人员不予录用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29]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1)深宝法民一初字第2828号民事判决书。

后文革时代平等权的立法保护得到重建和加强。[11] 然而，宪法司法化面临的制度鸿沟以及法院之于平等权案件的集体陌生感注定了学者、公民与法院三方在宪法平等权司法保护领域自说自话的结局。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钦民一终字第253号民事判决书。[23]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08)南法民一初字第180号民事判决书。

（一）居于十字路口的平等权司法保护 然而，平等权保护从立法到司法的跨越却显得颇费周章。[17]三是国内某公益机构授权笔者研究使用的16起案例。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李水清以前承包水产村鱼塘的经历以及在该案所涉合同签订前已与水产村村委会签订过类似承包合同且履行完毕的事实，可以认定李水清对水产村实行本村村民和外地农民区别对待的做法早已明知且已自愿履行。此外，公务员[包括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招录过程中也出现若干起因为考生身高、学历、年龄、健康状况等条件不达标，被人事部门拒绝录用而引发的歧视诉讼，最后，在公共服务领域，先后发生数起原告主张受到服务提供者国籍歧视、财产状况歧视、户籍歧视等的诉讼。

  四、结语 反歧视诉讼的根本目的是通过适度司法干预建立公正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确保市场经济条件下机会平等的真正实现。[33]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宜行终字第00002号行政判决书。

法院至少应当考虑传染病病原本身的严重性和拟从事职业导致病原扩散的风险性，避免滥用公共利益过度压制个人合法权益。而审裁实践的结果也印证了中国法院当下采用的这套审查技术的确能够为反歧视诉讼司法实践提供具有操作性的指引。[34]广东省在2013年修订的《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中即删除了旧标准中有关艾滋病不合格的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担任教职成为可能。以禁止歧视的名义保护平等权得以经由话语体系的转换为平等权最终进入司法实践铺平道路。

被告对于本地居民的优惠是为了鼓励本地居民参与旅游节的活动，并未要求外地游客支付超出正常价格的对价。[6]刘松山：《八二宪法的精神、作用与局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反歧视诉讼是剔除不恰当的资源配置规则，抵消市场配置资源固有缺陷的重要手段。受诉法院要么高挂司法谦抑的免战牌，甚至略显粗暴地将宪法平等权案件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

不难看出，法院在关涉应否否决包含区别对待内容的行政行为方面显得较为谨慎，在处理涉及行政机关的反歧视案件时轻易不会僭越司法谦抑的红线，干涉行政机关的用人决策。符合招考目的、特点的聘用条件就是从事职位工作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法院据此认定行政机关设置身高下限虽系基于身高的区别对待，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